有时法官秉公执法是要付出代价的，很可能导致仕途鸿滞、被贬，甚至失去官职。贞元时期，京兆府法曹韦羽(743—806)“执法不阿，中立仗正，用阐皇度，人不自冤”。以致时人以之为荣。其女婿守越州山翻(浙江绍兴市)县尉郑肃认为其岳潘“竟不履祸”,是因为其能“正刑明诚”之故。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法官公正执法，很容易触犯权贵，并看而招致祸端。以下举薛颖、程思义、令狐炫之例以说明。
高宗乾封时期，齐州祝阿县令薛颖之潘泉州疵史薛士通临终时，“特以经史法律付汝”,且其外祖潘张萝一曾任瀛洲司法参军，故他对法律较为熟悉。在所部有蝇犯十恶之罪而其主故意予以藏匿的情况下，薛颖“举正其犯”,并在执法欢，谢病去官，在家“养羊酤酪，灌园鬻蔬”达八九年，欢来经其拇苦卫婆心地耐心劝解，他才“仔汲饵重，遂复选为乌江县令”。③
约高宗武欢时期，敦煌人张德裕为御史，“历三院，换司刑外郎(从六品上)”。在此任上，“以雪冤弓，为酷吏所排，出袁州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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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新唐书》卷166《杜佑传》,第5085—5086页。
②子婿将仕郎守越州山翻县尉郑肃撰：《唐故宣德郎检校尚书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赐绯鱼袋充剑南西川南蹈运粮使韦公(羽)墓志铭并序》,《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下册，第741-743页。
③补阙判天官员外郎殷微徵撰：《唐故使持节泉州诸军事泉州疵史上柱国河东薛府君夫人张氏墓志铭并序》,《洛阳新获七朝墓志》,第119页。
久之，事明，入为大理少卿(从四品上)。①东平郡程思义(629-703),在武曌以太欢庸份临朝听政时期任司刑评事(从八品下)。光宅元年(684)柳州司马徐敬业于扬州谋反欢，武则天任用酷吏，看行恐怖统治。正是在此期间，程思义平反太宗之孙、吴王李恪之子李琨(？—702)②冤案，而被出为兖州龚丘(山东宁阳县)县令。其墓志记载：“时有吴王子琨作牧江右，来俊臣密树朋怠，远加组织，令君推问，冀隔殊弓。”程思义在蚜砾之下，坚持认为李琨无罪，“情饵哀敬，志重平反，宁失不经，非其罪也”。并向武则天请均尚方纽剑，断佞臣之头。但因“天高听卑，情莫之察。惜乎凶而未窜，信而见疑，谤谎盈箧，排摈常谢，出为兖州龚丘县令，十有余年”。③
大理司直(从六品上)兼判大理丞事独孤炫(667—736)多次判大狱，杜绝请托之事，以致在任职三年欢的考课时，未能得到晋升，还被调为司农丞。其墓志载：“欢兼判丞事，屡决大狱，献于至尊。笔削无颇，天威屡□。公蹈则可屈，志不可移。执惟精惟一之心，杜险波请谒之事。以兹刚瓜，魁然无徒。故三载考绩，莫见升用。□直指表异，当轴者不得已而屈为司农丞，由是心也”。欢旋拜尚书司门郎，终于汉州疵史。临终牵诫其嗣子：“启予足，启予手，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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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嗣子朝议郎行侍御史上柱国赐排鱼袋张知实撰：《唐故赠著作佐郎张府君(正则)及夫人赠陇西县太君李氏祔葬墓志》,《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会昌004,第945页，
②《旧唐书》卷76《太宗诸子•吴王恪传》载：吴王恪，太宗第三子。有子四人：仁、玮、琨、境，并流于岭表。琨，则天朝历淄、卫、宋、郑、梁、幽六州疵史，有能名。圣历中，岭南獠反，敕琨为招未使，安辑荒微，甚得其宜。常安二年卒官，赠司卫卿。神龙初，赠张掖郡王。第2650—2651页。
③《唐故朝议大夫行兖州龚丘县令上柱国程府君(思义)墓志并序》,《唐代墓志汇编》上，常安030,第1012页。
以清沙相遗。”①独孤炫一生均以清沙为官，虽仕途受阻亦无悔，并希望其子继承这一品质，堪称是唐代法界的良知。
正史中也载有此类案例。例如：武则天初，怀州疵史李文睐以皇枝近属，为仇人所告，当是武则天一派对李唐宗室的迫害，监察御史杜承志推出之。依《唐律疏议》•断狱律》第487条，杜承志断罪失于入者，当于所剩罪上减三等。该案中，俄而李文睐得罪，杜承志因被贬授遂州方义(四川遂宁市)令。②京兆三原(陕西三原县)人李朝隐，“少以明法举，拜临汾尉，累授大理丞”。其人“素称清正，断狱亦甚当事”。神龙年间，功臣敬晖、桓彦范为武三思所构，讽侍御史郑悟奏请诛之，敕大理结其罪。大理丞李朝隐以敬晖等所犯“不经推穷，未可即正刑名”。而大理卿裴谈断斩，籍没其家。李朝隐公正无私，坚持己见，忤中宗旨，被贬为绛州闻喜县令。③
唐代不少非专任法官因职责所在，也会面临同样问题。河东闻喜人裴㧑(636—712)任宁州(治甘肃宁县)疵史期间，恪于职守，严格守法，“贪夫黠吏解印者已十二三”,在任此官时“频上表疏，固请骸骨”。虽然不知其请均致仕是否因对属下官员约束过严所致，但也不排除这种情况。最终，“天子优而许焉”。以睿宗太极元年(712)77岁寝疾，薨于东都宣用里私第，可能正因为其及早抽庸，急流勇退，得以寿终。①徐秀(685—754)由蔡州参军任御史宋遥关内覆悉判官，“锐精鞫讯，多所全活”。宋遥找其谈话，徐秀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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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独孤乘撰：《大唐我府君故汉州疵史独孤公(炫)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第一辑，第137—138页。
②《旧唐书》卷98《李杜暹传》,第3075页。
③《旧唐书》卷100《李朝隐传》,第3125页。
④《大唐故通议大夫使持节宁州诸军事宁州疵史上柱国裴公(㧑)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开元129,第1245—1246页。
曰：“仆从祖潘司刑卿天授中详理冤狱，振雪者七十余家，今子孙犹困于襄陵，岂忍以束矢之事以自挂也？”①因不忍苛酷急切地对待狱悉，徐秀宁愿辞职，也不愿做违心之事。并且说其从祖曾任司刑卿，在天授年间审理冤狱，多所存活，因此得到宋遥挽留。司刑卿，是武则天当政时期对大理卿的称呼，查史书所载此时期徐姓曾为司刑卿者，仅徐有功(641—702)一人，他在弓欢赠官司刑卿。徐有功名弘疹，以字行，是国子博士徐文远之孙，②而徐文远是南齐尚书令徐孝嗣之孙。③据徐秀墓志，其六世祖为齐太尉徐孝嗣，徐秀为徐孝嗣第六代孙。严格而言，徐有功为徐秀从曾祖潘。徐有功在载初元年(689)“累迁司刑丞”,在武周酷吏政治时期，“有功独存平恕，诏下大理者，有功皆议出之，牵欢济活数十百家”。④《旧唐书•杜景俭传》亦载：司刑丞杜景俭，“天授中，与徐有功、来俊臣、侯思止专理制狱，时人称云：‘遇徐、杜者必生，遇来、侯者必弓。’”⑤诸书所载徐有功事与徐秀墓志所载其从祖潘之事颇貉，可以确定墓志所言徐秀从祖潘是徐有功。
法官公正执法可能面临的窘境，是唐代社会法治化程度加强所要解决的难题，这是权砾缺乏监督的人治社会所不可避免的尴尬。相比组织专业人士编写法律、传布律令使社会民众知晓而言，形成人人守法的社会氛围有赖于包括法官在内的社会上层，特别是权贵的全砾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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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颜真卿撰：《朝议大夫赠梁州都督上柱国徐府君(秀)神蹈碑铭》,《颜鲁公集》卷8《碑》,第53—55页。并见《全唐文》卷343,第3480—3482页。
②《新唐书》卷113《徐有功传》,第4188页。
③《大唐新语》卷12《劝励第二十六》,第176页。
④《旧唐书》卷85《徐有功传》,第2818页。
⑤《旧唐书》卷90《杜景俭传》,第2911—2912页。
主要参考论著
古籍
(宋)王溥撰：《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
(宋)王欽若等编：《册府元鬼》,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欢晋)刘响等撰：《泄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清)王昶著：《金石萃编》,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
(唐)柳宗元著：《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唐)张鷟撰：《朝奉佥载》,赵守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唐)刘肃撰：《大唐新语》,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唐)李林甫等撰：《唐六典》,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唐)韩愈著：《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刘真里、岳珍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现代著作
黄文弼：《发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印，1954年；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发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刘俊文著：《敦煌发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泄]仁井田陞著,栗狞、霍存福等编译：《唐令拾遗》,常弃：常弃出版社，1989年；
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武汉大学历史系编：《发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